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场或远程参会，与阿里罗汉堂一起提出关乎未来的十大问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阿里巴巴集团和阿里云智能集团董事长兼CEO张勇（左二）对话三位诺贝尔奖得主
6月20日至21日，2023阿里巴巴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在杭州举办，这是罗汉堂在疫情后的首个年会。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场或远程参会，与罗汉堂一起提出了关乎未来的十大问题： 人工智能，先踩刹车还是先踩油门？
人工智能会消灭还是创造更多人类的工作？
数字时代，企业规模会变大还是变小？
隐私保护是阻碍还是促进了数据流动？
技术进步让互联网变得更可信，还是更不可信？
虚拟世界能让人类更幸福吗？
硅基物理世界越来越聪明，人还是万物之灵吗？
数字技术会让全球更割裂还是更融合？
数字经济会增加还是减少碳排放？
数字技术会扩大鸿沟，还是让世界变平？
罗汉堂是由阿里巴巴倡议成立的开放型研究机构，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由社会科学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共同发起。本次会议的参会者还有多位全球前沿学科领域的开创者与带头人，以及企业界代表。
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都意味着人类的一部分工作被替代，同时衍生出更多新的职业。那么人工智能是否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效率的大幅提升能让一周四天工作制成为现实吗？受到冲击的人群，应如何应对？ 在2023阿里巴巴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和阿里云智能集团董事长兼CEO张勇对话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这场对话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的机遇与挑战。 张勇谈到，人工智能应用的需求非常大，希望底层技术模型能真正应用起来，不断试验底层模型，最终带来云计算的进步。模型数量、质量和实时性数据，这三点对于人工智能的进化非常重要。张勇认为，如果要充分利用技术模型，一定要有垂直行业的应用。 业界和社会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也对其发展充满忧虑。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感到被机器取代的潜在威胁，产生极大的生存焦虑。 ChatGPT横空出世才几个月，多个行业已经切实感到了来自AI的冲击。社交媒体上，打工人们纷纷担心自己被裁员。传言中受AI冲击最大的包括游戏美术、插画、文案、服装设计等行业。《财经》早前访谈发现，游戏、设计等行业的原画师这个工种受到的冲击最快、最大，已经出现了裁员现象。 在谈论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时，张勇表示，人工智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全新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将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甚至出现一些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新岗位、新行业。就像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初，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准确描绘出如今的图景。2011年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 Sargent） 表示，每个月在美国差不多消失300万个工作岗位，这是非常大的数目，但每个月也有超过300万个工作岗位是被创造出来的。有很多的工作消失，但一直有新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每年都是如此，可以看到新工作岗位是在不断增加的。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旧的岗位应该去消失的，它是劳动力的重新匹配，包括一些新的创业者，有一些新的业务，需要找到人工帮他来做；另一方面，工人自己也会找到新的需要匹配的工作，所以这是双向的。”托马斯·萨金特说，资源和人工重新匹配之后，旧工作消失和新工作产生的过程就是动态的过程，而且经年累月都是如此。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 （Eric S. Maskin） 则认为，未来将诞生“人工智能咨询公司”这一全新行业，为无法自行研发、需要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提供服务。 在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看来，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企业的运行方式和员工的工作模式，因此对员工进行及时培训十分重要。
数字化打破了组织边界，为人类协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现在，10人的公司有可以年入1亿美元，上百万员工的企业可以有序运转，上千万创业者可以活跃在同一个平台上。小而强，大而灵，规模与效率并不必然相关，协同的边界日趋模糊，协同的重心越来越从股东经济向参与者经济迁徙。 科技革命从来都是人类协同方式、范围和深度的革命，并围绕新的价值创造和责任边界而演进。回看历史，100多年前，在科技驱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发展的背景下，大型商业公司在美国和欧洲开始出现。它们将以前分散的市场与分布在多个地理位置的大型制造工厂整合起来，创新性地建设大范围的分销和营销系统，为生活水平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大型商业公司的出现 ，在重新定义了现代商业范式和价值。 100多年后，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化平台这样本质上全新的协同范式。数字平台在产生巨大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平台涉及到前所未有丰富多元的商品、信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当下，平台的责任边界在哪里？谁应该为劣质产品、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不可靠息、灵活用工的保障问题负责？ 虽然过去已经有大量关于数字化平台的研究，但很多沿袭企业研究的惯性，聚焦于平台公司本身，而低估平台价值创造和责任分担的生态化本质。新协同方式的价值和责任边界需要结合起来才能理解。一方面，责任边界不清，不但会损害社会，还会阻碍价值的发挥。另一方面，责任边界的划分，需要充分理解新协同方式价值创造的本质。 罗汉堂研究社区的研究者，包括多位获得诺奖以及长期从事平台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在本届年会上发布了《理解平台价值和责任：原则与实践》报告。报告从平台不同于企业的价值创造本质出发，提出价值原则、激励原则、效率原则、公平原则四大原则。 报告指出，数字平台是一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支撑，通过促进社会多方协作与互动而创造价值的组织形态新物种。因此针对这种新的组织形态，需要充分理解其价值创造的方式，进而制定一套与之匹配的责任分配原则与治理框架。 不同于传统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数字平台构建生态社区，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及模块化的的商业能力，促进参与者之间的协调互动和交易，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这种独特的价值创造方式也决定了数字平台承担的责任有别于传统企业。
数据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数据流动创造了价值，但也带来了数据隐私和安全的风险。随着各国隐私保护和数据权属法规的完善、商业实践的调整以及隐私保护技术的快速发展，隐私风险和数据流动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一个前所未有的数据可信流动的时代或许正在来临。 如果说数字化让数据得以大规模生成，那么云计算和大模型正让数据变得更聪明：个性化推荐使大海捞针成为可能，让数亿消费者从海量商品中轻松选择；实时仓储和物流打破了商品流通的时空限制，早上田头采摘的新鲜时蔬，晚上就能送到普通消费者的餐桌上；成千上万的创业者，从创业初期就可以享有原来大企业才有的市场连接和洞察能力。数据的价值是如此重要和显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当做和劳动力以及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来讨论。 但是要真正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必须尊重其本质特征。收获数据红利的前提是，解决数据流通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数据的使用会不会侵犯用户隐私？数据的流通是否安全？数据会不会被滥用？数据权属和分配机制的安排，是不是能有效激发数据的生产与流转？ 在这个大背景下，全球各国和区域的数据政策框架、商业实践、和隐私保护和安全技术，在过去几年中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欧盟的GDPR、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美国的CCPA、CRPA等一系列数据保护立法生效。 同时，政策在隐私保护和要素发展上做了一定的平衡。中国出台“数据二十条”，并成立国家数据管理局，把促进数据的数字化使用提高到了生产要素的高度；欧盟发布了《欧洲数据战略》、《数据法案》、《数据治理法案》等一系列致力于兼顾保护和发展的法规。 顺应政策指引，商业实践和隐私安全技术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苹果推出ATT政策，谷歌把隐私沙盒引入安卓手机，实质性限制了第三方应用的数据收集，正在重塑数字广告行业；在阿里巴巴的电商和中国的各种外卖平台的实践中，通过对消费者的电话号码和住址等信息的隐私保护，从而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已经越来越成为行业常态。 这些趋势表明，一个数字经济的新阶段，即数据作为经济要素驱动经济生活的阶段，正在到来。因此更加需要理解数据要素的本质，理解在经济中用好数据要素的基本原则，理解数据政策、商业数据实践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罗汉堂数据经济年会还发布了《数据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报告，希望通过自身的思考和总结，帮助和激发世界更好地理解数据经济，让更多的人群可以充分享受到数据红利。 《数据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认为，数据的使用应让用户明确自身享有权利，理解数据对自身的影响；同时，数据使用者有责任为用户应得的权利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并有效落实；推动数据分级管理，明确不同数据使用者的权利；鼓励加密、匿名化、隐私计算等隐私增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促进可信数据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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